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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创新驱动”国家战略之下，作为“科学技术创新主体”的企业，与研发投入相关指标的重要性凸显。评价企业创新投入，衡量企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，给企业评定资质、配置资源、投入资金、适用政策、奖励表彰等等，都和这些指标高度相关。对有关指标的内涵、外延、可比程度、适合使用的范围等做多元化的分析、界定，是保证评价公正、政策精准、激励有效的前提。但是，某些耳熟能详的提法实际上并不确切，个别关键指标也亟待调整完善。试举几例，以抛砖引玉。
企业的“研发投入”和用于所得税前“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”，一直被认为是“同一个指标的不同口径”。既然是同一个指标，自然就需要“统一口径”、“消除差异”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各界不断建议、要求，国家相关部门循例答复、“推进落实”。如2018年全国人大第6956号建议就是《关于统一企业研发费用统计口径》，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承诺“推进研发费用口径的统一”。2021年全国政协第3971号提案也提《关于统一研发费用归集口径》，国家统计局的答复承诺“推进企业研发费用归集口径统一”、“最好能够降低差异”。
虽然“格外的重视”，但却一直难以“统一”，差距都会存在，有的还非常悬殊。笔者在今年的调研中，甚至遇到过某省税务部门专门列出三个“研发投入”和“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”差异较大的企业，要求科技部门、工信部门去“分析原因”。
笔者认为：“研发投入”和“研发费用”之间的差距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、无法消除，其原因不在于任何一方的“工作质量”或“审核标准”，而在于它们本来就是虽互有关联、但内涵和外延都各不相同的两个指标，而不是“同一个指标的不同口径”。强求“统一”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“研发投入”的统计依据是国家统计局颁布的《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投入统计规范（试行）》。不论资产金额来源（政府资金、企业资金、境外资金和其他资金），也不论支出性质（日常性支出，固定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购置、土地建筑物购置等资产性支出），只要符合“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”的定义、实际发生，就要统计核算。
而“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”主要是根据财政部、国税总局、科技部的有关政策规定，是“研发投入”的“费用”中符合政策规定的部分。因为从内涵上有着“投入”和“费用”、 “全部资金”和“自筹资金”的区别，所以：
5、不在“‘另外的费用’正面清单”中的费用不能加计扣除，如：“正面清单”中有职工福利经费，但没有职工教育经费、工会经费，后两者就不能加计扣除；
8、在有些地区，科技部门鉴定后没有通过的项目对应的费用不能加计扣除，等等。
可见，“研发投入”和“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”的内涵、外延各不相同，不能简单“比较”，更不能以“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占研发投入的比率”来衡量。研发投入的结构不同，加计扣除的基数会有很大的差别。假设一个企业某年的“研发投入”为10亿元：
如资金来源都是企业自筹，支出绝大多数都是人员费用、直接投入等，则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可能超过9亿元；
如主要是购入设备、建造工程，且当年未完工，则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可能为0；如当年完工、进入折旧，加计扣除费用也可能只有区区几百万元；
如主要用于购置软件，非货币性资产五年摊销，则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应当不足4亿元；
如10亿元研发投入都用于建造研发用房屋、建筑物，则加计扣除也应该为0；等等。
综上所述，两个不同的指标，本来就不可能“统一口径”。假如发现某企业的“研发投入”和“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”之间差距较大，主要应该从“研发投入”的结构、性质去分析原因，不能归咎于“核算质量”或“审核标准”。“对研发投入和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统一口径”的建议，可取的是为企业减负的良苦用心。
“高新认定”的研发费用和“加计扣除”的研发费用都是“费用”，指标内涵一致。指标外延则因主管部门不同的规定而有所差异，“高新认定”大于“加计扣除”，如：
1、人员费用中，“高新认定”中包括了基本社会保险费用、公积金、劳务费用、额外支出等，“加计扣除”中不包括。
2、直接投入中，“高新认定”中包括了试制产品的检验费、用于研发仪器设施的简单维护费等，“加计扣除”中不包括。
3、折旧费用和长期待摊费用中，“高新认定”中包括了研发用建筑物的折旧，以及研发改建、修理的长期待摊费用，“加计扣除”中不包括。
4、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中，“高新认定”包括了全部的费用，而“加计扣除”只包括80%。
因为内涵一致，只是外延的部分差异，“高新认定”和“加计扣除”可看成“同一指标的不同口径”。为了给企业减负，也为降低有关部门审核的工作量，建议统一口径，对“高新认定”采用和“加计扣除”同样的标准。由此带来的“研发费用”金额的相应降低，可通过测算、采用适当降低“高新认定”研发投入强度的方式予以弥补。如：在现行的口径下，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3%才符合“高新技术企业”认定标准，而在采用“加计扣除”口径后，可把强度标准降低到2.8%。
“研发投入强度”（以下简称“强度”）是一个比率指标，分母体现的是“你有多大的能耐”，分子体现的是“你在研发上投入了多少”。“在研发上投入了多少”，用研发投入金额就行；“有多大能耐”，相对复杂。
地区（国家）“强度”的分母是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。GDP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、经济总体实力。表达一个地区（国家）经济上“有多大能耐”，GDP是最直接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中间环节重复计算影响的指标，在不一样的地区之间也是基本可比的。
对应GDP，企业有一个现成的指标“劳动生产总值”（也叫“增加值”）。某一地区所有“常住单位”（或所有行业）的“劳动生产总值”加在一起，就是该地区的GDP。劳动生产总值是“劳动者报酬”、“生产税净额”、“固定资产折旧”和“营业盈余”四个部分之和，分别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责任、对国家的贡献、对自身持续发展的义务、对股东的回报。要表明企业的“能耐”，这个指标应该最为综合、客观，在不一样的行业、不同企业之间的可比性也最强。
但是，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，企业“强度”的分母没有采用“劳动生产总值”，而采用了“营业收入”。营业收入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规模，但经营规模不完全等于企业的经济实力、投资能力等。企业的营业收入中，有企业自己创造的价值，也有从产业链前序环节“搬运来”的价值（如商业企业、外采材料成本比重较高的制造业），还可能有负的价值（“不计成本”销售策略导致的“赚吆喝不赚钱”）。与企业的“能耐”有关联、但不完全对应。
不同行业企业之间严重不可比。一个影响较大的例子是：论研发投入金额，华为公司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、超过全国五分之四的省份；但论“强度”，华为却比不少企业都低。某企业的投入金额只有华为的七分之一，但“强度”却比华为高了50%，原因是该企业属于软件服务业，“劳动生产总值”占“营业收入”的比例接近80%；而华为是电子设备制造业，“劳动生产总值”只占“营业收入”的约四分之一。
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之间也不可比。如笔者今年参与调研两个汽车企业，比亚迪的研发投入金额为200多亿元，但由于其技术成熟、市场认可，出售的收益较高， “强度”就低于5%；而另一个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只有比亚迪三分之一，但由于其还在开拓市场阶段，营业收入较低，“强度”就超过20%。
企业和地区之间根本没办法比。笔者今年调研的某大型家电集团的“强度”只有3.8%，而其所处的地区“强度”达到4.28%，使得企业在介绍时只提“研发投入金额”、回避“强度”。但是，该集团“劳动生产总值”占“营业收入”的比例只有约五分之一，笔者就提示集团负责人“对应地区的4.28%，你们的研发投入强度不是3.8%、而是19%，因为要乘以5倍”，对方表示“深受启发”。从全国范围，这种“根本没办法比”还体现在：“500强研发企业”的“强度”平均数，比“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”还低！
“强度”指标，慢慢的变成了企业资质评定、科技经费投入、政府资金支持、有关政策享受等几乎所有“含金量”很高的场合的衡量标准。国务院国资委也把“强度”作为对央企仅有的五个考核指标之一。在衡量、考核时，都只看指标数值本身，没有对不一样的行业、不同业态制定不同的标准。而从以上的分析能够正常的看到：由于企业“强度”的分母采用了营业收入、而不是跟GDP对应的“劳动生产总值”，指标的可比性、公正性、客观性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，很可能会引起对公司科学技术创新评价考核的失当、政策支持的错配。因此，除了让政府部门、相关企业清晰了解采用不一样的分母对指标的重大影响（笔者在调研中每次提示这一点时发现大家的了解都相对不足），建议尽快优化、完善统计体系，对公司“强度”指标的分母，依照和地区指标的同一口径、调整为“劳动生产总值”，以保证地区和企业之间的自洽、企业之间的可比。即使不能马上调整，也建议增加一个以“劳动生产总值”为分母的“参考强度”，聊胜于无。